“它比那些皇家珍宝，如金银、珠宝、奇珍等更为珍贵，因为它是当时约15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归属凭证。”

唐鸿胪井碑，刻立于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其上29字铭文记载了唐玄宗派遣鸿胪卿崔忻册封渤海国的史实，被学者誉为中国东北领土的“主权凭证”。这件重逾9.5吨的国宝，却在上世纪初被日军从旅顺口秘密劫掠至日本皇宫，至今已流失海外逾百年，成为近代中国流失海外分量最重、历史价值最特殊的文物之一。

3月26日，由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组织的中国民间代表团前往日本参议院会馆，与日本政府展开对话。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牛梦沉，大连市国韵文化促进会714志愿会会长姬巍，白城师范学院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中心主任、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会长王志刚相继发言，强调日军掠夺文物违反国际法和道义，要求日本政府积极回应并推动返还。

当前，中日关系因日方错误历史认知持续恶化：2026年3月24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美化侵略、掩盖慰安妇罪行的高中教科书；同日，一名自卫队军官持刀闯入中国驻东京大使馆，暴露日本右翼的疯狂。

在此背景下，海外文物追索更显紧迫。对此，网就此连线白城师范学院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中心主任、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会长王志刚，详解这一国宝流失始末与回归之路的前因后果。

【对话/网 郑乐欢】

这块刻石象征着我们在东北的“产权证”

网：为什么唐鸿胪井碑被称为我国“头号流失国宝”？它的历史价值究竟特殊在哪里？

王志刚：据我所知，学界对于唐鸿胪井碑有着不同的叫法。有的称唐鸿胪井刻石；有的称唐鸿胪井石刻。在重要性方面，有的称其为“头号国宝”，也有称其为“流失海外第一国宝”。

为什么这么说呢？有观点认为，它是近代以来流失到国外分量最大、体积最重的文物。但唐鸿胪井碑的重要性并不在于重量，而在于历史价值。

可以做一个对比：当年我国曾追回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成龙还有一部电影《十二生肖》，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大家普遍认为那是国宝，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被焚毁后流失的。

为什么这块刻石如此重要？唐鸿胪井刻石既像圆明园兽首那样与皇家有一定联系，因为它上面刻有“敕持节”，表明是唐玄宗所派使节前来册封。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东北在唐朝时归属中央的“主权凭证”，王仁富先生将其形象地称为“产权证”。这个比喻通俗易懂，关键不在于它有多重，而在于其二十九字碑文字字千金地证验了史书的记载，记录了册封历程，证明了当时东北归属中央管辖。它比那些皇家珍宝，如金银、珠宝、奇珍等更为珍贵，因为它是当时约15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归属凭证。当时，王仁富先生提出“主权凭证”这一概念后，得到了各界的认可。

这块刻石证明了渤海国的土地归属中央管辖，是属于唐朝的羁縻州——这与史书形成了印证。大祚荣及其后世继承渤海郡王或渤海国王的王位，担任忽汗州都督，都需要中央下发诏书册封，这说明他们是接受中央管辖的。

因此，这块刻石的核心价值在于证明了渤海归属于唐朝管辖。但“渤海郡王”这一称号来源于唐朝的册封，大祚荣及其后裔以此为无上之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以渤海郡王爵位称号作为政权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渤海郡王”并不仅仅专门指渤海国大祚荣及其后世继承者。从北朝至北宋时期，这个称号也曾封给其他人，它本身就是中央的一个爵位称号。因此，渤海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渤海当时既到长安朝贡，有朝贡道的道路，又有与周边的往来。但它对唐朝中央政府和对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接受唐朝册封，并经常赴长安朝贡、谢恩、祈请、贺正、进奉、贺端午。渤海的王子、王弟有的常年在唐朝中央政府做官，有的在朝贡时常常被安排“留宿卫”，即在宫禁中值宿警卫。可见双方关系非常密切。比如大祚荣的儿子大门艺就后来终身在唐朝做官。在后续的王朝更迭过程中，唐朝与地方这种密切的联系关系一直存在，渤海曾一百五十多次到长安朝觐皇帝，接受相应封赏。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块碑的刻立地点。当时渤海政权的所在地叫东牟山，目前有多种说法，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位于吉林省敦化，一类是位于吉林省延边。但刻碑的地点既不在敦化，也不在延边，而是在完成册封、返回中原王朝的途中，于辽东半岛最南端的都里镇——黄金山下的军事重镇——凿了两口井。

为什么要凿井？有不同的解读。有的说是为了方便军民生活，有的说是为了纪念这件事。我认为其主要目的就在碑文之中，即“永为记验”，就是为了记验其宣劳册封的事迹。还记下了时间，这就赋予了它特殊的意义。

凿两口井后，鸿胪卿派人在上面的一块巨石上，磨平或找到较为平坦的表面，刻下了29个字。

网：“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唐代鸿胪井刻石的碑文原文，王老师能否解读一下这段话的含义以及时代背景？

王志刚：我们先逐词来看。

“敕持节”，“敕”是皇帝的敕命，皇帝派遣鸿胪卿持节。节就是苏武牧羊时持的那种符节、旌节。“宣劳”是宣旨、慰劳的意思，就是把中央的政令宣布并推广到地方。史书上也常用“宣劳”，言简意赅地指向各州县、各州刺史发布敕令，把朝廷最新的政令向地方传达，这就是“宣劳”的含义。

唐代鸿胪井石碑刻文，园田一龟拓本王志刚供图

“靺羯使”，就是靺鞨使，是说他的任务是宣旨和慰劳靺鞨。有人将其比作外交部长，这个说法不恰当，因为外交是对两国关系而言的，而当时渤海是唐朝的地方政权，是唐朝的一部分。

“鸿胪卿”是九卿之一，与礼部部分职能略有重合，主要管理宾客、典仪事宜，是接待各地藩使、安排宴饮、掌管礼节待遇和吉凶吊祭的机构。鸿胪卿作为九卿之一，属于三公九卿之列，是从三品的官员，是高级官员。

崔忻（䜣）新旧唐书均未有专门立传。据《旧唐书》记载崔䜣为郎将，郎将为正五品。那崔䜣实际上是以五品的中层军官，摄任从三品的鸿胪寺卿，这对崔䜣而言是殊荣。这或许与其出身崔氏有关，抑或能力较为出众。学界目前有崔䜣、崔忻两种观点。按照宰相世系表记载，无论是博陵崔氏（䜣）或清河崔氏（忻），都是宰相世系，属于“五姓七望”之一，是北方大族。唐朝初年，崔姓是比李姓还要尊贵的大家族。

关于“井两口”，王仁富先生有一种解读，认为与上文结合，应读作“鸿胪卿崔，忻井两口”。主张“忻”是动词，作开凿讲，“忻井两口”就是凿井两口。“永为记验”就是把这个事情永久记录下来。

碑文留下了具体时间：“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准确的时间点，当时的纪事碑很少写得这么精确，有的碑刻上仅精确到月，例如，写作“五月吉日”“五月谷旦”，只标明是五月的某一天（吉日）。而鸿胪卿崔忻（䜣）在题刻上记录下那一天：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公元714年7月4日）。需要说明的是，册封令并非开元元年发出的。开元是唐玄宗的第二个年号，第一个年号是先天，先天年十二月改元开元，所以开元元年只有一个月，之后便是开元二年。崔忻回来时已经改元，因此落款是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这就是唐代那29字题刻的内容。

通俗来讲，这29个字的意思是：皇帝命令崔忻（䜣）册封渤海，他在完成使命后非常欣慰，将此事记录下来，表明自己带着皇家使命来宣劳和册封渤海，达成使命之后，便在归途中凿了两口井，并刻下文字，永远纪念这件事。

网：除了唐代鸿胪井刻石的碑文以外，鸿胪井刻石上还有哪些题刻？

王志刚：由于刻石和碑亭目前保存于日本皇宫中。根据现有的照片和拓片，初步考察刻石上约有唐代以后的另外六处题刻。其中能明确表述题刻者和清晰表义的有五处。分别为李钺题刻、查应兆题刻（以上两处为明代题刻）、额洛图题刻、耆英题刻、刘含芳题刻（以上三处为清代题刻）。

其中，耆英题刻的时间是1840年，正值鸦片战争爆发，可以说这块刻石用题刻见证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处，就是挨着唐代题刻旁边的，1896年刘含芳的题刻。刘含芳曾用10余年时间修建旅顺口军港，作为北洋水师的重地。但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日军占领了此地。甲午战争后，他被派往接收旅顺口，看到这里物是人非，满目疮痍，内心五味杂陈。就在这个时候，刘含芳找到了鸿胪井刻石，将其洗刷干净，并建亭保护起来。

他题刻的内容是：“此石在金州旅顺海口黄金山阴，其大如驼，唐开元二年至今一千一百八十二年，其井已湮，其石尚存。光绪乙末年冬前任山东登莱清兵备道贵池刘含芳作石亭覆之并记。”

吉林省社科院图书馆藏拓本王志刚供图

首先，“此石在金州旅顺海口黄金山阴”中，“阴”指山的北面。

“其大如驼”，形容这块刻石大小如骆驼，确实其形状也像卧着的骆驼。

接着写道时间，“唐开元二年至今一千一百八十二年”。需要说的是，刘含芳虽管理军务，但这一时间考证得非常准确，与富冈定恭在1911年题写遗迹碑时错误计算时间（“唐开元二年距今实一千三百有余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井已湮”——未见碑文所记那两口井；“其石尚存”——如今只见这块石头仍在。

落款“光绪乙未年冬”，此处的乙未年以公元计是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根据直隶总督王文韶、顾元勋等人的奏折、电报，刘含芳等官员接收旅顺口和题刻的时间已是1896年初。

最后是“前任山东登莱清兵备道贵池刘含芳，作石亭复之并记”。刘含芳是安徽贵池人，他派人造了一座古朴典雅的石亭将刻石保护起来，“并记”就是把这件事也记录下来。这是清代最后的题刻，时间在1896年初。

网：正如您所说，这是一件具有相当大历史价值的国宝，日本将其偷去，是不是也和它的历史价值有关？

王志刚：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您可能去过西安的碑林，或者看过泰山摩崖石刻，上面往往写着“果然”或者“仰观俯察”这类表达内心感受、登临景观或带有哲学意味的文字。

而这块鸿胪井刻石作为纪事碑体现的是什么呢？鸿胪卿把使命完成之后，非常愉悦地把自己的事迹记录下来，不夸张，很平实。这29个字的唐楷写得非常周正，在唐朝的楷书里也算得上品，既不虚浮，也不低调，就这样朴实地把一件事记录下来。

这块石头很神奇，从明朝正统年间以后，各时期的史书就对它有所记录了。为什么更早的时候没有？可能是因为此前人们未能发现这块石刻。后来有人看到这块石头之后就把它记录下来，有的是口耳相传，不一定都到现场考察，但知道了有这么一块石头，记载的字样也大致如此。明代、清代的《辽东志》《大明一统志》《四镇三关志》《大清一统志》都有所记录，都把鸿胪井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记载下来。就这样在那里矗立了近1200年，直到后来被日本秘密偷走了。

上图：1895年，唐鸿胪井刻石碑亭在旅顺；下图：现藏于日本皇宫内的“唐鸿胪井碑”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

日本为什么要偷走它？最直接的目的在日本窃据刻石形成的文件中可窥一斑，那就是纪念日本取得胜利的帝国主义战争——日俄战争。以鸿胪井碑为代表的这些文物被以“战利品”名义窃据，在日本各地园囿、神社之中放置、陈设和展出。这些文物在二战结束以前持续发挥着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作用。

深层次的原因，可能与日本要混淆中国东北地方的历史归属，才将唐鸿胪井刻石这个“产权证”偷走。就在石刻被秘密窃据的前后，1908年1月，“满铁”东京支社设置了“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用“满鲜”这样一个新创造的词，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等人将中国东北、朝鲜半岛作为一个地理单元进行研究，可谓别有用心，开启了其“满鲜不可分”理论的“建构”；同时，内藤湖南也在受委托调查所谓的“间岛问题”。唐鸿胪井刻石唐代题刻是日本混淆中国东北主权归属的巨大障碍。

因此，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国宝据为己有成为日本当局者一举多得的选项。在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盐谷时敏撰写的《旅顺唐碑记》对刻石的价值给予高度评价：“举历代变迁沿革之迹，聚之一块顽石之上，而不缺不崩，岿然永存，岂可不珍而护之乎？”

是啊！应该“珍而护之”。但是日本海军却将此瑰宝，窃据而秘密偷运到日本皇宫去“珍而护之”，极具讽刺意味。